摘　要：在新高考改革全面落地实施的背景下，基于A省高中教师的23436份问卷数据，本研究探讨了新高考改革对县中教师工作状态和学生素养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面对新高考改革，县中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工作投入、科学和人文素养提升等方面表现出积极变化，相较于非县中具有更好的提升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县中开设的选科组合数目普遍低于非县中，省级示范性高中的选科组合数高于普通高中；而组合数量对学生素养提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同时也会增加教师的教学负担，对其教学投入度与适应性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研究建议相关部门重视县中发展，实行精准化、差异化支持策略，科学配置选科组合，完善教师激励与薪酬补偿机制。

关键词：新高考改革；县域普通高中；县中教师；教师工作状态；学生素养 

高考改革是一项事关千家万户的系统性工程，牵动着教育公平、人才选拔、社会流动等一系列核心议题。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育人方式变革的重要抓手，新高考改革已成为自恢复高考以来最具深度与广度的一次综合性制度重构。2014年9月，上海、浙江作为首批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启动改革，至2025年7月，河南、陕西、山西、四川、云南、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第五批8个省份的新高考正式实施，全国已有29个省份实施新高考改革，标志着这项改革进入全面落地与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新高考改革以增强学生选择性、提升招生科学性和推动素养教育为导向，逐步构建以自主选科模式为核心的考试招生新机制，重塑高中阶段教育的组织方式与课程结构^[1]。新高考改革的深入实施不仅对学生发展路径与学校课程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也对教师队伍的工作状态与职业适应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在走班教学成为常态、科目组合日益多元、课程管理与教学方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专业适配能力和对新高考改革的适应能力成为影响教育评价改革推进的关键变量。

截至2024年，全国2846个县级行政区中，排除市辖区与县级市等行政单元后，共有1301个县^[2]，全国普通高中约1.58万所^[3]，其中县域普通高中（以下简称“县中”）占比过半，且在校生近六成在县中^[4]。作为我国基础教育体系中数量庞大、覆盖面广的重要组成部分，县中在教育资源、师资结构、课程供给与管理能力等方面一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新高考改革全面铺开、教学组织方式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县中面临的制度响应能力与资源承载水平之间的错位问题愈发明显。作为改革政策的基层执行主体，县中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完成复杂的教学组织与课程管理任务；在选课走班推行的过程中，县中还面临师资结构与课程组合匹配度不足等问题，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更趋多样化与碎片化，专业适配与教学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加。因此，围绕新高考改革情境下县中教师工作状态展开多层次调查分析，深入探讨提升其适应力的实践策略，不仅是破解县中改革瓶颈的关键切入点，也成为当前教育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当前已有相关研究对新高考改革的理论向度、实践路径、教师角色、学生选科行为等展开分析，也有文献关注到县中在改革中的结构性困境，但对于县中教师这一特定群体在新高考改革中的工作状态以及县中学生在新高考改革中的素养表现，仍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基于此，本文依托A省23436名高中教师的大规模调查数据，系统探讨新高考改革在县中的实施现状，深入分析改革对县中教师工作状态与学生素养的具体影响，并通过对县中与非县中实施差异的比较，剖析其背后的机制与成因，以期为县中教育改革的推进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证依据，助力决策者与一线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应对新高考改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高考改革对县域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提出严峻挑战

新高考改革以增强学生选择权、推动个性化发展为核心目标，对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结构与运行方式进行了系统重塑。然而，在政策实际推进过程中，县域高中成为承压最显著的群体之一。相关研究发现，县中应对新高考改革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县域高中办学条件不足使其难以适应改革需要，随着改革推进加剧了经费短缺、教师数量不足、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其现有模式难以应对学生健康成长、成才育人、选课走班等新要求；此外，县中教师对新高考认同性不足等问题也使县中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生态型困境^[5-6]。从新高考改革对县中育人影响的角度看，改革后采用“3+3”高考模式降低了县域高中毕业生进入顶尖大学的可能性^[7]；另有研究发现，新高考改革对县中育人方式的积极影响有限，改革存在政策执行宽松、物质资源约束、管理过于集中等问题^[8]。

（二）新高考改革增加了教师数量需求及适应压力

新高考改革对教师的影响主要聚焦于教师的数量与结构、情绪情感反应、工作量与适应性等方面。从教师数量与结构角度看，新高考改革中走班教学对高中教师的数量与能力有着更大的需求，并产生教师压力增大、教师学科结构难以满足要求以及教学工作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9]。针对新高考改革给教师带来适应性变化的相关研究发现，高中教师在工作和生活中对新高考产生消极情绪，同时也存在利益相关者互不理解等问题，形成改革阻碍^[10]。基于浙江省新高考改革情境的质性研究发现，受访教师在改革推进中产生了担忧、焦虑与压力感等消极情绪，并通过集体沉默、回避与教研组宣泄等方式表达不满^[11]。还有研究发现，在教育改革实践过程中，教师在学校管理、教学信念和实践、教师专业精神和培训计划等方面的认知参与、社会互动和情感体验等都发生急剧变化，并对教师的职业认同和工作适应性产生不利影响^[12]。在教师的工作量与压力方面，新高考改革在综合素质评价、课程教材改革、选课走班、学生发展指导、考试方式、非教学事务等六个维度均增加了教师工作量^[13]；在此背景下，教师能否有效调适工作压力成为其改革适应能力发展的关键变量。从整体来看，教师职业压力水平偏高，教师压力管理亟须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与组织干预^[14]。

（三）新高考改革在扩大学生科目选择自由度的同时催生新型应试策略

新高考改革在育人目标上强调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与发展潜能，并试图通过提升科目选择自由度及引入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等措施，推动学生培养方式由“统一性、应试导向”转向“多样性、素养导向”^[15]，具体影响表现在学生的科目选择、专业选择、知识技能、心理健康与综合素养等方面。在“选考—选学—选才”整体联动体系下，学生在学科选择、专业预期与职业规划三者之间的关系被前置到高中阶段。有研究发现，教育结构功能发生深刻转型，新高考基于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需求形成了自主选考选课选学的育人新格局，从而引导学生实现学科兴趣和职业规划的统一、个人成长和立德树人的统一^[16]；还有研究指出，新高考改革有助于学生实现专业选择权，尤其对处境不利学生影响更为明显^[17]。刘海峰等研究发现，高中生对高考选科制度与结果基本满意，并认为新高考改革的选科有利于大学专业的选择和职业发展，但也存在部分学生选科焦虑的问题^[18]；进一步研究发现，高中生对新高考改革的政策认同能够显著促进其素养发展，且该过程存在学校支持的中介效应^[19]。李传宗对大学生调查研究发现，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专业兴趣显著高于传统高考生源学生，且高考改革产生的专业匹配中介作用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20]。然而，也有研究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新高考改革虽然通过赋予学生更多科目组合选择促进了学生培养多样化、多元化，但是并没有改变高中应试教育的立场，并在教育实践中出现了功利化选科、套餐化教学等新形态弊病^[21]。

综上，目前关于新高考改革影响的研究虽已涉及教师工作状态与学生发展等核心议题，但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现有研究较少区分县中与非县中学校、不同类型学校在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差异，尤其缺乏基于大样本实证数据的系统比较分析，难以通过比较揭示县中群体的实际情况；二是已有研究多从单一主体（教师或学生）视角展开，未能有效整合教师工作状态与学生素养发展两大核心变量，难以全面把握新高考改革的整体影响效果；三是当前研究对新高考改革影响教师与学生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探讨较为有限。

因此，本研究基于A省23436份高中教师调查问卷数据，通过组间差异分析、回归分析、调节效应检验等方法，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就新高考改革对县中教师工作状态和学生素养的影响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四个问题：1）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县中教师和非县中教师的工作状态及学生素养表现如何，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学校对新高考改革的相关支持（如选科指导与教师培训）能否显著影响县中与非县中教师的工作状态及学生素养发展？3）县域内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支持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性？4）学校对新高考改革的支持是否会通过某些调节机制作用于教师工作状态和学生素养培养？深入探究上述问题，对于新高考改革背景下优化县中教育环境、提升县中教师工作状态和学生素养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数据来源

以A省高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在2023年进行全省高中教师问卷调查。首先，基于A省16个不同地（市）的高中学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分布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并发放问卷，最终回收有效样本量为23436份。其次，基于A省调研发现，A省“县级市”相对于“县”而言已达到经济较为发达水平，其高中学校不具备典型的县中特征，因此排除“县级市”举办的高中，选取县级政府举办的普通高中作为县中研究样本，非县中包括地级市高中与县级市普通高中。最后，确定县中教师12578人（占比53.7%），非县中教师10858人（占比46.3%）；其中男性教师12066人（占比51.5%），女性教师11370（占比48.5%）；公办高中教师17988人（占比76.8%），民办高中样本5448人（占比23.2%）。

（二）变量选择与设计

1.被解释变量

学生素养包括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共两道题目，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1代表明显下降，4代表明显上升。通过教师回顾性评价方式，依据教师对新高考改革实施前后学生素养水平的变化进行判断，得分越高表示教师感知到新高考改革后学生相关素养提升程度越明显。

教师工作状态主要包括教师的教学投入度、适应性以及教师对工作量增加的感知程度共三个因素。其中，教学投入度通过单一题目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具体题目为“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后，我认为我的教学投入度更高了”。教师适应性借鉴陶蕾等开发的教师适应性量表^[22]，从认知、知识、能力、压力等四个维度评价教师对新高考改革的适应性，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法。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892），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指标为：RMSEA=0.072, CFI=0.994, TLI=0.981, SRMR=0.015，均达到常用参考标准，表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教师工作量感知情况通过自评方式测量，题目为：“您感知高考综合改革对您日常工作量是否增加，如果增加了，具体增加量为     %”。

2.解释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学校针对新高考改革对教师与学生的支持度，用以反映学校在具体实践层面对教师与学生提供的资源支持。题目共有2道，主要采取是否作答，其中1代表学校开展了相应的针对性指导或培训，0代表学校未开展相关工作。题目分别为“学校有无关于高考综合改革进行学生针对性指导？”“学校有无针对高考综合改革进行教师的专项培训或专题性的研讨支持？”

3.控制变量

为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偏差，本研究基准回归中控制了多项可能影响教师工作状态和学生素养的变量，包括教师层面的性别、教龄、职称、学历、是否为班主任、是否有行政职务、是否有走班教学经验等因素，学校层面的学校类型（包括民办/公办、省级示范性高中/普通高中）、学生规模与班级数量等因素。同时，在异质性分析部分，本研究进一步将学校类型（省级示范性高中/普通高中）作为分组变量，以检验学校支持在不同类型学校中是否存在影响效应的异质性。

（三）分析方法

1.差异分析

为了比较县中与非县中在新高考改革后教师工作状态和学生素养的差异，本文采用了差异分析方法。具体而言，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县中与非县中学校在教师工作投入、工作量感知、适应性、对新高考改革的支持度及学生素养和提供的选科组合数等方面进行差异检验，以确定不同类别学校在各指标上的差异显著性。

2.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学校针对新高考改革是否进行指导，培训对教师工作投入度、教师工作量感知、教师适应性及学生素养（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影响，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Y=β₀+β₁Support_i+β₂X_i+ε（1）

公式（1）中，Y是因变量，包括教师工作投入度、教师工作量感知、教师适应性及学生素养，Support是解释变量，代表学校针对新高考改革的支持。β₀是常数项，β₁是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学校针对新高考改革的指导与培训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控制变量X_i包括上文中所提及的教师层面与学校层面的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

3.调节效应模型

已有研究发现，伴随新高考而来的选课走班制对教师工作量与学生素养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3,19]。新高考改革中的选课走班制通过增加学生的科目自主选择权，直接引起学校选科组合数量的变化。选科组合数量不仅直观反映了学校课程结构和教学组织模式的多样性程度，也能够间接衡量学校资源配置水平与教师教学工作的复杂程度。为进一步探讨学校对新高考改革的支持是否通过这一因素产生调节效应，进而影响教师的工作状态和学生素养，本研究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交互项，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从而探究选科组合总数在学校支持与因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具体调节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公式（2）为调节效应模型，其中增加调节变量Z_i以表示学校开设的选科组合总数；通过引入交互项Support_i×Z_i检验选科组合总数是否在学校支持与因变量之间产生调节作用，以进一步分析新高考改革政策影响的作用路径。